的生存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游戏规则不完美、生存环境不乐观有关。同样的劳动量和私有财产水平，抛却物价因素，在西方获得的综合生活质量、保障系数和“安全感”，比国内高出许多。

另外，在政策设置和环境打造上，我们对“公益”的鼓励、优惠及扶持不够，缺乏与慈善事业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而在美国，作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为了鼓励和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行，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鼓励机制相匹配：比如高达百分之五十五的遗产税，简便快捷的登记注册手续，对非盈利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府权力下放，慈善机构运作环境宽松，独立使用资金不受权力指控和干预等等——之所以如此，与美国社会日趋成熟的“宪政”理念有关：政府出让越来越多的职能给公共，在确保权力有限的同时，强化民间的主体性和自我承担能力，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和良性循环。

无疑，当代中国体制仍属一种“全能型”、“无限型”的硬盘模式，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务统统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揽包办。这既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老百姓所习惯和依赖的必然结局。如此，必导致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威权化”——权力的肆意扩散易滋生腐败，使之失去监督；同时民间社会功能的日益萎缩和“侏儒”化——许多可以由公共群体自行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被误解为政府职能，使民间对政府期许的倍值大大增加，同时也丧失了民间社会的主体地位。事实上，西方慈善文化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民间公益活动，既大大缓解了政府压力，又弥补了官方管理的疏漏之处，解决了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时更起到了“限政”的作用，压缩了权力控制的领地，从而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目的，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和保障。

所以，整体上考察国产的“慈善”现象，其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都颇具“特色”：本来在西方纯属私人意志和民间性质的慈善行为，在我们这儿却显得暧昧，多少镀上了官方色彩——捐助变成了“上缴”，私人主体变成了“公家”，自发、自觉、能动变成了“被号召”、“被发动”和“被领导”，各种志愿活动也摆脱不掉官方迹象和政府行为之嫌疑，捐资的管理、投入和使用更免不了权力的介入，而且还“成功”地避开了监督……最终，个人意志得不到体现，捐赠往往变成了搜刮性的集资，比如援助灾区、帮助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的捐款，往往都是直接在工资里扣除，连“志愿献血”也变成了一种政府指令，比如曾见报道，有单位因完不成献血指标，竟出资雇民工来完成……长此以往，这样的精神作弊非但无法擢升社会的良知和道义水准，反而败坏了民间心灵。

真正的慈善文化必须以民间和私人为主体，即以自由和信仰的名义来注册，任何官方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样板”、“工程”、“运动”、“风潮”都只能是纸做的花朵——不足为“实”，更难以为“本”。

部分的私有财产流向“公共”，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关键有二：一是看主动还是被动，是慷慨自愿还是粗暴地被褫掠与剥夺。二看这种转移的方向及投入效果是否符合施主本人的初衷与本意，即捐资的流程机制和投入效果是否令主人信任和满意——如果捐资的使用过程中出现舞弊和挪用行为，那对捐献的精神价值是一个严重伤害和欺骗，从而削弱主人的热情。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