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重，才甘愿扮演高尚生命的角色。

且不论牛群将来究竟如何，但他的那一番表白无疑是坦荡而诚实的，而且不失理性：“我觉得我有百分之百的使命。我觉得我有百分之百的虚荣。一个人凭着一个使命，就能成就一番大业，一个人凭着一份虚荣，就能把事儿干成。如果又有百分之百使命，又有百分之百虚荣，那这个人，就属于干什么什么成……”怕就怕有人否认这种荣誉、逃避这种使命，怕就怕有人从来没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哪怕是作秀，只要这“秀”做得真切，不虚妄，不空谈，实实在在，公众从中获益受惠，有何不可？所以，对牛群事件的过多争执和訾议，我觉得很不正常，也恰恰反映了捐赠文化心理的缺失。这在西方，顶多算是个小“消息”，连“新闻”都不够级，而且也绝对引不起“轰动”，自然亦无争议。因为这很普通，很正常，许多人都在这样做，美国的器官捐赠和义工数量之多，早就让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羞愧难当了。

一般说来，一个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态度，常受制于他的信仰态度和理性素质，但往往更源于他对生存空间的感情，对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信任与满意与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往往由人对社会的怀疑与失望造成，违法犯罪，也多为对社会不公的发泄——对受冷落受伤害的个人境遇的敌视和报复。权利与义务是成正比的，生命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又是互联的，像比尔·盖茨们，其公益意识，除了得力于宗教濡染外，更重要的，尚在于规范而有序的社会文明给予他们的理性启蒙和人生参悟：其财富无不在公平竞争规则下诞生（这决定了其财富的合法性、公开性、正当性和荣誉感，也决定了他们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免受权力的骚扰）。而体制空间和价值舆论又有利于财富的生存与展示。正由于一直享受着来自公共环境的绝对呵护和器重，享受着来自社会的荣誉馈赠和价值肯定，他们对环境是满意和感激的，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社会器重变成了自我器重——自我器重恰恰乃一个人承担使命和责任的心理基础（事实上，所有对人类事业有杰出贡献者，无不是荣誉和成就的心理使然，无不受着巨大的人生豪迈感之激荡），所以便很自然地、心甘情愿做出对环境的回报和答谢，亦即“主人翁”意识的不断显现。

照正常理解，当一个人财富相对丰盈时，是舍得出让一部分予公共的，可为什么连那些身价千万以上（按说，这个数字意味着绝对的“衣食无忧”了）的国人也状如寸毛难拔的铁公鸡呢？其理由是什么？难道生存环境对其衣食住行竟提出那么高昂的索价吗？事实上，他们的担心往往并非多余，其吝啬也有一篮子的理由，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对生存资源的激烈拼夺：中国的人均生存资源本来就异常贫乏，尤其“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远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要素上，诸如人生起点、生态空间、居住环境、疾病威胁、所受教育、发展机会、就业条件……方面蕴藏着众多危机和不公正。由于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抚助机制，生存对财产就提出了更尖锐、严峻和苛刻的索求，面对社会资源那眼花缭乱、诡谲变幻的高速流动和转移，人们的内心无不充满焦虑和压力。生存环境的过分悬殊，金钱的畸形化社会功能，又导致国人对私有财产的超强重视和依赖，在财富储备上便狂热地追求最大值——以增强生存的安全系数。在当下中国，金钱的能量膨胀到了神话的地步，似乎什么都可以买断，直可谓无坚不摧、无所不能，贫富差距所意味的内容大得惊人，越来越多的理由使人把金钱看成“万能”：有钱意味着受更好的教育（比如捐一笔款子，即可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乃至出国）、做更好的工作、谋更高的职位、最快捷地获取优越的社会地位……本来自然环境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但如今也不能同日而语了。比如，水质污染了，富人可以天天喝纯净水；空气污染了，富人可以躲进山清水秀的“天然氧吧”。就连生了病，就医环境和治疗效果也高人一等，更不用说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可用钱“买断”、“通融”、“摆平”的事了……这就大大强化了国人的“拜金”程度，在对金钱的攫取、倚重和守护意识上，我们比西人要强烈得多。我们的生活更加“物质化”。在当代中国，一个人即使有了相对富裕的财产，他也往往不敢掉以轻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愈发有限，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社会保障固有的不信任，对已有生存地位和特权的依赖……这一切都使得有钱人不敢轻易减少自己的财富储备。金钱的能量愈大，制造的不平等愈深，人们对金钱的守护心理就愈强，就愈不肯割舍和出让。

说到底，这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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