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富人群体之“乏善”
西方慈善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有诸多环境因素不可或缺：在文化传统和理念上，既要重视市场和财富的价值，又要有相应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保障；体制环境应给慈善事业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与支持。而这些，恰恰乃中国慈善文化迟迟难以缔结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美国捐赠事业如此耀眼的物质条件在于大量富人阶层涌现的话，那么在今日中国，该基础已初步生成。据国际研究机构报告，尽管近年来亚洲整体经济形势不尽人意，但富人增长速度并未受阻，反呈涨势。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调查显示，亚洲富人正以每年百分之六点三的速度增长，尤以中国最为迅猛。2002年9月，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财产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富人将近一万人。2001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五十名的身价就达一亿一千万美元，而1999年只有六百万美元。这与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约百分之六的高速度有关，同时也与“初级阶段”的“高垄断”分配状况有关。也就是说，在中国，历经二十多个年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资源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组和割据，社会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兴富人群体业已成型。

那么，中国富人们在腰身膨胀的同时，又在自身之外做了些什么呢？整体表现令人失望。仅惊人的偷漏税就可见一斑，2002年夏末，影坛“大姐大”刘晓庆锒铛入狱，“杀鸡效应”立即奏效，明星大腕及各路富人纷纷补交税款，据说仅北京当月补税额即逾一亿元。连法律规定的“硬义务”都难以履践，又怎指望其承诺“必须”之外的“软义务”呢？

与比尔·盖茨们优雅、从容、淡泊的气度和现代理性素质相比，我们所见更多的却是炫富和吝啬的暴发户形象，其身价能量与良知系数及社会承担力远不成正比。这些年，已不止一次闻某某阔佬一顿饭吃掉几十万人民币的事，这确乎“中国特色”了。饶有讽刺的是，在该新闻的同版面或同网页上，距之不远，即赫然登着“失学儿童需救助”、“乡村校舍待修葺”、“少女救亲欲卖肾”等条文。连美国《时代》杂志也掩饰不住对中国富人的鄙夷：浙江某富豪，在杭州市郊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建起一座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连家具装饰等细节都仿制得惟妙惟肖。更有大批富者为独吞湖光山色，凭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厚黑攻略，竟从地方政府手中捞得在名山大川（甚至重点自然保护区）建别墅行宫的批条，肆意围林圈地，以公共资源填私欲之壑。在北京，仅香山和长城周边就布满了高级住宅区，原先游客自由出入的地方如今已矗起了私产标志和声色俱厉的着制服保安……凭手中钞票，富人不仅影响着局部的土地开发、社区规划、环保标准的制订，甚至在某些旅游区，连景观的赋命权和解释权，也握其手中。很多时候，这种私欲是得到了地方权力和新闻媒体之护驾的。

那么，如何审视和评价富人们现有的“义举”呢？虽不乏一些纯正的慈善行为——甚至大手笔的慷慨捐赠，但我们更看重的是：就比例而言，是主流抑或支流？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相对于社会环境和大众文化，乃必然生成还是偶然而为？从动因上看，是精神驱动还是功利唆使？乃信仰由之还是别有隐衷？事实上，无论比例和因果，都构不成普遍与必然。而且，捐赠的方向和目的也大有可疑——在现有捐赠者中，真正追求慈善目标和实效者几何？比如给“希望工程”汇款的人或团体，谁又真正关心过那些蒲公英般的“希望”花落谁家？更多时候，他们要的仅仅是形式，甚至仪式本身。目前，国内热衷捐赠的富人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那些合法（或近似于合法）致富的民间产业主，动机较单纯，除了主动回报社会、造福一方的善良愿望外，其中也略含“破财免灾”的心理；二是那些有问题的“少数人”，奢望以捐资的方式求得公众和权力的谅解，同时也想以此换取实际的政治资本（比如混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以寻求一定的庇护和倚仗——对权力的恐惧和依附，使他们更多地喜欢做表面文章，宁可向权力者和权力部门“进贡”，也不把目标锁定在造福普通老百姓的公益事业上。

这种对权力的献媚说明了什么呢？除了与权力存在利益互赠的暧昧关系（所谓的“权钱交易”）外，再就是对个人财产环境的不信任，他们要靠取悦权力来夯固内心的安全意识——在其心目中，财富的安全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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